【学术专报】2026年第10期 | 蜀光·四川考古学术沙龙——西南地区战国秦汉考古专题纪要

2026年6月16日,蜀光·四川考古学术沙龙(第6期)——西南地区战国秦汉考古专题在我院第二办公区一楼图书室顺利举办。本期沙龙由我院助理馆员顾峰菊、馆员杨硕分别作题为“西南地区崖穴墓类型观察”“早期秦蜀文化交流——以双圈兽纹镜为中心”的主题汇报,特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德云、罗二虎两位教授担任点评专家,我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馆员刘志岩主持本期沙龙。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助理馆员顾峰菊作主题汇报
顾峰菊基于2024—2025年眉山及乐山崖墓调查工作,对西南地区崖穴墓开展了系统的类型学梳理与研究。报告界定,崖穴墓是一类仅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人工开凿于陡直崖壁或巨石之上、无墓道、由开放式墓口和墓室组成的特殊墓葬形制,研究将西南地区崖穴墓划分为凸形穴、横穴和竖穴三类,并依据墓室规整程度、雕刻装饰及葬具特征进一步划分出若干亚型。考古材料显示,崖穴墓广泛分布于长江上游及其支流沿线,涉及川、渝、黔、滇、鄂等省区,时代自战国晚期延续至宋明时期。三类墓葬分布区域存在重合,但演变过程相对独立。
在雕刻装饰方面,顾峰菊划分出两组风格:第一组以阴线刻为主要技法,题材包括几何形图案、多人联袂舞蹈图等,颇具地域特色;第二组题材以武士、四神、瑞兽、花卉等为主,与宋代画像石室墓图像系统相近,可能是宋代画像石刻传统在崖穴墓中的渗透与变异。
关于崖穴墓使用人群的问题,顾峰菊指出,崖穴墓与汉晋崖墓在开凿技术、葬具及装饰上存在一定关联,但二者分布、传播路径和画像题材差异明显,不宜简单归为同一使用人群;宋明时期四川崖穴墓出现明显地域分化,反映了使用人群文化面貌多样。她提出,崖穴墓是西南山地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使用者可能是受汉文化不同程度影响、融合多元文化特征的人群。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馆员杨硕作主题汇报
杨硕以成都平原战国墓出土的两件双圈兽纹镜为切入点,讨论了秦灭巴蜀以前秦蜀两地之间的文化互动。这两件铜镜分别出土于成都青白江双元村M154及京川饭店战国墓,年代均不晚于战国早期,推测对应墓主身份分别为蜀国上层贵族和普通贵族武士。
通过对铜镜的构图方式、纹饰特征、粟点纹等装饰风格的分析,杨硕推测该类铜镜产地与三晋地区有关,不排除是由侯马铸铜作坊生产的可能性。在传播路径方面,她提出:成都平原出土的双圈兽纹镜未必从三晋地区直接传入蜀地,更可能经由秦地或秦文化区相关交流网络中转输入。双元村M154中同时出土的S形带饰、兽首鸟身形带钩等典型秦文化因素器物,为该传播路径提供了线索。此外,该墓葬出土的单环首剑、带柄铜镜、铃首刀、铃首凿等北方系器物,同样存在经由秦文化区中转传入蜀地的可能性。
基于实物材料梳理,杨硕总结提出:战国早期的成都平原已汇聚秦、楚、三晋、北方文化区等多种外来因素;在秦灭巴蜀之前,秦文化区可能已在蜀地与其他区域之间发挥了一定的文化交流中介作用;不同外来文化因素的传入方式存在差异,楚、秦文化因素多为直接输入,三晋及北方文化因素则以秦文化区间接中转传播为主。该研究成果为厘清秦灭巴蜀以前秦蜀之间及相关区域的文化交流格局提供了新的考古学线索。
专家点评要点:
赵德云教授针对本次汇报内容提出针对性指导:崖墓研究应在概念界定上更加审慎,需明确区分崖墓、崖穴墓、崖葬等术语的内涵与边界,避免研究对象模糊、范围交叉的问题;建议分时代讨论,不宜将长时段遗存笼统整合分析;对双圈兽纹镜产地与传播路径的推定需完善证据链,充分排查其他文化传播通道的可能性。
罗二虎教授聚焦考古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作出点评:强调类型学分类应服务于研究目的、提炼规律性认识,而非单纯细化分型;明确考古研究应从实物出发,以出土遗存为核心独立梳理文化特征,与文献对应互证时需保持谨慎;建议青年学者优化科研选题,缩小研究切口,聚焦单一问题深入探讨。
两位点评专家对两位主讲人扎实的材料积累、清晰的问题意识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分类标准统一、遗存年代判定、考古遗存与人群对应等学术问题提出改进方向。
刘志岩院长作总结讲话。他表示,本次沙龙体现了“蜀光”系列学术活动培养青年科研人才的初衷。两位点评专家明确了类型学研究的应用逻辑、科研选题的尺度标准、实物资料优先的原则,对院内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续沙龙将持继续优化选题导向,助力院内青年科研人员夯实学术功底、提升科研能力。
本期沙龙由我院科研管理办公室、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所、江口遗址工作站联合主办,四川大学、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及我院相关领域研究学者共计30余人参会。
内容来源:院科研管理办公室、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所、江口遗址工作站
核稿:王建春、郑万泉、周羿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