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25年7月1日，我院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所、江口工作站联合举办了“西南地区宋墓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线上学术交流会。此次会议邀请了来自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大学的多位青年学者参会，各方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会议由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所李万涛副所长主持。

在主题汇报环节，大家分享了近年来西南地区关于宋代墓葬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成果，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赵勇涛以《绵阳地区宋墓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以红五村墓地和龟山墓地为例》为题，详细介绍了绵阳地区晚唐至两宋时期墓葬的新发现，深入分析了墓葬布局和形制演变规律，指出这批墓葬可为研究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的来源提供新线索。

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徐士伦在《资阳市雁江区伍隍镇崇兴村石板堰墓地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的汇报中介绍了新发现的6座石刻宋墓，结合周边材料进行年代判断，并分析墓葬所反映的葬俗、葬仪及宗教信仰。

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邱钊以《竹林田石室墓地的风水营建：考古发掘与研究》为题重点介绍了井研县竹林田石室墓地的地形地貌与选址原则，结合堪舆文献记载，考证出M8墓前呈曲折形分布的排水沟与圆井可能为风水术中的“沙城”和“玉井”，为明代风水理论实践提供了新的考古实例。

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飞在《安岳吴家沟宋明墓群考古发掘情况汇报》中，依据墓葬排布、形制及随葬品特征将吴家沟墓葬分为四期，时代从南宋延续至明代中晚期。从形制演变、墓葬组合、雕刻内容及丧葬习俗等方面总结该墓地的发现对研究川渝宋明石室墓葬的独特价值。

来自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韦松恒以《问道于石：近年黔北石刻宋墓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为题，回顾了黔北石刻宋墓的发现历程，依据墓葬形制特征、雕刻风格等将其划分为四个区。他指出，黔北石刻宋墓与川渝石刻宋墓一脉相承，同时又融入地方文化元素，既反映了宋明时期黔北丰富的民间宗教信仰与文化生活，也体现了该地区古代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来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潘绍池在《四川成都简阳市黎寨湾宋代墓地的发掘》中，强调了考古发掘前应具备四个方面的问题意识，介绍了新发现的黎寨湾墓地布局、形制特征、特殊随葬品及壁画等内容，并从“倒葬制”习俗、出土铭刻材料等方面总结该墓地的学术价值。

来自浙江大学的吕瑞东汇报其研究成果《宋元时期中原北方家族墓地的营建》，结合大量考古材料分析了北宋、辽、金、蒙元时期家族墓地的时代特征与类型演变，在此基础上结合史料剖析各时期家族墓地形成的历史背景。他指出，北宋以后古礼记载的宗法制瓦解、北方大族获取社会地位的渠道改变等，是北方家族墓地营建变迁的主要原因。

特邀评议人牛英彬（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会议汇报内容进行了点评，提出了三点重要意见：第一，本次汇报的新材料足以改变诸多旧认识，内涵丰富，价值突出。研究部分关注点全面，有开拓创新意识。第二，墓葬考古应秉持聚落考古理念，不仅要分析古人对自然环境的选择运用、人文环境的规划营建，还要关注墓地与周边城市、城镇及盐业等产业的内在关联。第三，晚期墓葬研究要微观与宏观结合，既需关注悬镜、倒葬、生墓、石真等特殊现象，积累材料后做系统研究；同时还要从更广阔视野加以考察，如墓葬工匠与石窟匠人群体之间的联系；五代至两宋时期蜀地士大夫阶层崛起的历程及各大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构建等。最后，他希望新材料能尽快公布，几家单位建立更密切合作，共同构建宋代墓葬的分期与分区，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

特邀评议人周羿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本次讨论的宋代石室墓在眉山亦有发现，川渝宋代石刻宋墓的分布及其与砖室墓的关系值得探讨和深入研究。第二，无论从微观与宏观层面，还是常见与稀见现象，多学科、多角度研究视角是当下解决难题的关键，例如在家族墓地的辨识中，可通过人骨DNA分析技术的介入获得更为准确的结果。第三，不断深入且系统的研究，将直接推动田野发掘的精细化和高要求。

另外，还有来自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西华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同学参加了此次交流会。会议期间，大家针对倒葬现象、墓外出土罐与俑组合、南北方家族墓地形态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各种观点得到了碰撞，精彩纷呈。通过此次活动，大家分享了心得，开拓了学术视野，一些新认识和新思考，进一步深化了西南地区宋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范畴。

此次交流活动以相对单一的学术方向为主题，以灵活多样的交流形式为载体，以学术兴趣和专业志趣为动力，是在我院部门月度汇报基础上的扩充与延伸。未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开展西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特色专题的学术交流。

来源：院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所

撰稿：杨凤武

核稿：郑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