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蜀文化

蜀文化与历史上的古蜀国有关。为了区分后世以蜀为国号的政权，一般称先秦时期的蜀国为古蜀国。西汉扬雄撰著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古蜀国的历史和传说。传说蜀人起源于蜀山氏，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的统治。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沿石牛道伐蜀，古蜀国灭亡。古蜀国延续发展上千年，最终隐没在历史之中，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学来认识蜀文化。

考古学上的蜀文化指蜀族或以蜀族为主体的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从夏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都是蜀文化的一个阶段，也可以称为三星堆文化期、十二桥文化期和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看十二桥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接近，而和春秋战国时期相比阶段性明显。一般将前者称为早期蜀文化，后者称为晚期蜀文化。战国时期因为巴蜀两地文化面貌有许多相同之处，故也有称为晚期巴蜀文化。

从20世纪上半叶“巴蜀文化”命名的提出开始，到蜀文化内涵的探索，其发现与研究历程已近百年，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20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以广汉玉石器的发现和“巴蜀文化”的提出为主要特点。20世纪50至7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昭化宝轮船棺葬、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的新发现和运用历史、考古、人类学三结合的研究为主要特点。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重要的考古发现有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祭祀坑与城址、金沙遗址、新都马家山、成都商业街船棺等，这一时期，对蜀文化的分期、时空关系、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突破，特别是基本上厘清了蜀文化主要遗存的谱系。

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古蜀国物质文化遗存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面貌，从相当于夏朝的三星堆文化最早阶段至战国晚期连续发展，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显示出古蜀地区历经青铜时代而进入铁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脉络。从316年秦灭巴蜀之后，古蜀国虽然灭亡，但蜀文化仍以顽强的生命力继续延续，直至西汉中期完全融入汉文化之中，因此也可以将该时期作为蜀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从物质文化遗存演变的角度来看，蜀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每期又分为两段，早期早段约当夏至商代中叶，早期晚段约当商末至鳖灵入蜀；晚期早段约当鳖灵入蜀至战国中叶，晚期晚段约当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

蜀文化有自身的起源、形成、发展和期变过程，其特征包括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原始宗教盛行、造型艺术发达等许多方面，从而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宏伟壮丽的古城、古国，绚丽多彩的青铜艺术品，独特的古蜀铜兵器、符号等。同时，在治水、筑城、冶炼、农桑、治漆等技术上具有自身的优势，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川省现存蜀文化遗址共有301处，主要分布于成都市，共21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一般文物保护单位172处，不明26处。德阳市62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为广汉三星堆遗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一般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明49处。绵阳市1处，为一般文物点。乐山市3处，其中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不明1处。雅安市5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一般文物保护单位2处，不明1处。广元市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一般文物保护单位1处。南充市11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一般文物保护单位7处。

蜀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有广汉三星堆遗址，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城址内外已确定的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余个，包括祭祀坑、宫殿建筑、居住址、墓地和多处城墙，出土了数千件工艺精湛、造型奇特的文物，如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等。2019年12月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出土各类文物15,000余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有3700多件，为研究三星堆文化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提供了重要素材，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进一步证实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成都金沙遗址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距今约3200年—2600年）古蜀王国的都邑。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珍贵文物，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堪称世界范围内出土金器、玉器最丰富，象牙最密集的遗址。金沙遗址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也是中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

重要遗址还有成都十二桥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墓、什邡船棺墓地、新都马家战国墓等。

巴文化

巴族的祖先，可能出于“廪君蛮”，最早的发源地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流域，其后活动在四川盆地的东部，包括今陕南、鄂湘西部及黔东北一带。西周以后，建立了巴国，其国都先后设在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平都(今丰都)、阆中等地，后与蜀同时被秦所灭。考古学上的巴文化是指商周时期生活在今川东、重庆、鄂西、陕南等地的诸多族群所产生物质文化。因这一文化具有很强的共性，且与历史文献中记载古代巴国的分布范围基本吻合，因此学术界将其称为巴文化。

巴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始于1959年，为配合宝成铁路的修建，四川省博物馆对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和重庆冬笋坝墓地进行发掘，并由此提出了“巴文化”的概念。1972年，涪陵小田溪墓群墓葬清理了2座规模较大、随葬品等级较高的墓葬，结合《华阳国志·巴志》中“其先王陵墓在枳”的记载，该墓地被认为是战国晚期巴国的王陵区。1984年，湖北省博物馆对宜昌路家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因其与历史文献中早期巴人的活动区域相符，很多学者认为其应是夏商时期的巴文化。1998年～1999年，西北大学考古队对城固宝山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以商周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其与宜昌路家河遗址文化面貌非常接近，有学者认为其可能与商代晚期的巴文化有关。1997年开始的三峡水电站建设，在三峡地区先后清理了大量与商周时期巴人有关的遗址或墓地，如哨棚嘴遗址、中坝遗址、石地坝遗址、李家坝墓地等，并由此建立了三峡地区巴文化的年代序列。1999年开始，巴文化的研究重心开始向川东地区倾斜，1999年宣汉罗家坝遗址的发掘，拉开了川东地区巴文化研究的序幕。此后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武胜苏家坝遗址、阆中彭城坝遗址先后进行了考古发掘，逐渐揭开了川东地区巴文化的神秘面纱。

现有的考古材料显示，川东地区的巴文化包括两个主要时期，即早期巴文化和晚期巴文化。早期巴文化主要是指商至西周时期的巴文化，典型遗址包括武胜苏家坝、阆中彭城坝、阆中兰家坝等，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与川西地区三星堆文化和峡江地区的石地坝遗址出土器物相似。晚期巴文化主要是指东周至汉初的巴文化，目前的发现主要为墓地，遗址较少，典型墓地包括宣汉罗家坝墓地、渠县城坝东周墓地、昭化宝轮院墓地等，出土器物种类丰富，与川渝地区同时期遗址出土的器物相似，甚或难以区分，因此又被笼统的称为“巴蜀文化”。秦灭巴蜀以后的战国中晚期，四川地区传统文化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青川郝家坪墓地发现的一批木椁墓以及包括简牍在内的各类器物，为解读这一段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后，因生活在川东地区的“賨”人助刘邦平定三秦有功，川东地区的巴文化逐渐融入到汉文化圈，城坝遗址发现的“宕渠城”、津关以及出土大量的竹木简牍清晰地证实了巴文化晚期逐渐融入汉文化圈的历史进程。

目前川东地区巴文化文物点共46余处，其中商周34处、东周至汉代12处，主要分布在嘉陵江及其支流渠江流域，重要遗址有青川县郝家坪墓地、武胜苏家坝遗址和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

苏家坝遗址位于广安市武胜县烈面沿江村，地处吉安河入嘉陵江河口附近东西向分布的二级台地之上，是嘉陵江中下游一处较为重要的商周时期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考古调查22万平方米，发掘1000平方米，发现早期遗存包括灰坑32个、灰沟3条、墓葬5座。苏家坝遗址的发掘从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其文化面貌，体现了该遗址与成都平原、峡江地区的文化联系，为构建嘉陵江流域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框架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研究这一区域巴文化、汉文化以及与秦文化之间的融合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为进一步研究巴文化的起源及巴文化融入汉文化进程等问题都提供了新的依据。

罗家坝遗址位于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渠江二级支流后河左岸的一级台地上，中河与后河的交汇处，属丘陵山区，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由罗家坝外坝、张家坝及罗家坝内坝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103公顷。从1999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进行了八次考古发掘。发掘表明，罗家坝遗址的文化内涵分为三期。新石器时代晚期（5300 ～4500B.P），是川东地区发现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东周时期（2500～2000B.P）,主要遗存为东周时期墓葬，是川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巴文化遗存；汉代（2000B.P），是巴文化的消亡之时。清理发掘的东周至西汉早中期145座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首次在巴文化分布区域内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墓葬（M33），为全面了解巴国的国家构成、等级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9座出土有龟甲的墓葬，且这9座墓葬随葬品数量较多、墓葬等级较高、部分墓葬出土成套的占卜工具，说明使用龟甲占卜的习俗在巴人上层社会较为流行，这与历史文献中“巴人尚巫”的传统相一致，对进一步研究巴文化及其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出土陶器、青铜器等各类器物3000余件，除了常见的巴蜀文化特有的陶器（主要以圜底罐、豆、器盖为主）、铜兵器（剑、戈、矛、钺、箭镞等）、生产工具（斤、锯、斧、刀等）和铜容器（尖底盒、釜、鍪、釜甑等）外，还出土了一批典型具有楚文化特征的礼器（鼎、敦、壶、簠、甗、尊缶、浴缶、盆等），表现了其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新出土一批典型的巴蜀符号，数量较多，从战国早期延续至西汉，是四川地区巴蜀符号出土最多且演变序列最完整的墓地，同时部分墓葬巴蜀印章与汉印共出，为进一步研究巴蜀图语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罗家坝遗址东周墓地的考古发掘，是四川地区先秦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集中展示了战国早期至秦汉时期川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其墓地规模、随葬品数量及其等级在巴文化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先秦巴国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文化面貌，为进一步研究东周时期巴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城坝遗址位于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城坝村，地处渠江东岸的二级阶地上，三环水一面靠山，分布范围约560公顷，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2006年以来已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1）发现了4座东周时期的墓葬，其中1座（M45）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数量较多，且等级较高，是继涪陵小田溪和宣汉罗家坝之外，巴文化核心范围内新发现的中大型墓葬，填补了战国中晚期巴国大中型墓葬的空白。（2）发现了汉晋宕渠城址，且保存较完好、结构较完整、布局较清晰，城址由壕沟、城墙、城门、大型建筑、街道、车辙、窖穴、灰坑等部分组成，尤其是砖构城门、街道的发现全国少见。（3）新发现了汉晋时期的津关遗址，是目前国内仅见的水路关口。（4）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文物，特别是“宕渠”文字瓦当的出土明确了该城址的性质，大量竹木简牍的出土，对于进一步了解汉帝国对于县城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材料。发掘表明，该遗址主要文化内涵包含两个主要时期，第一期为东周时期，第二期为汉晋时期。城坝遗址地处川东北地区，渠江上游，乃水陆要冲之地，先秦时期以来，这里就已是多文化的接触地带。从目前遗址所发现的遗物和遗迹来看，呈现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复杂性和交融性，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同时，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材料。

郝家坪墓地位于广元市青川县乔庄镇双坟梁东南侧山腰阶地之上，分布面积27000平方米。1979年以来共计进行过4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06座，墓葬分为有椁墓和无椁墓，年代主要集中秦灭巴蜀以后的战国中晚期。出土于M50的一件木牍，在正面和背面皆有墨书文字，直书三行，共121 字，记述了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 年）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的内容及新律令实施过程等。此木牍不仅为研究先秦经济政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此墓及墓地的断代提供了依据。郝家坪战国墓群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秦、楚、巴蜀之间的文化关系，以及秦灭巴蜀，进而统一全国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