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四川文物 > 四川文物

四川文物

周之南土:巴国与巴文化刍议

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巴国是指具有明确疆域、权力核心和各级政治组织的政治实体,巴文化是指一种基于对“我者”认同和与“他者”区分意识的文化认同体,巴地文化是指分布在后来一般所认同的巴人地域内的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所有文化,三者既相关又不同,在概念上应予以厘清。通过分析相关文献记载,并结合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铭文研究,推测巴国源于周初的分封,属姬姓,早期位于今陕南安康一带。后来迫于东侧庸的压力而向西南发展,再后来联合秦、楚灭庸,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获得较大发展。巴国的南迁促使战国秦汉巴地复杂社会的形成。

关键词:巴国;巴文化;巴地文化;南迁


据《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景王派大臣詹桓伯对晋人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1】据此可知,在西周王朝的南方有一个巴国,它如同楚、邓、芮、燕等诸侯封国一样,承认周王的统治权威,接受周王朝的政治控制,因此,巴国所在的巴地成为周王朝南土的一部分。

近年来,随着重庆、川东和陕南一带两周考古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学术界兴起利用新资料探索古代巴国和巴文化的热潮,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极大地推动了巴国、巴文化的历史研究,使我们对东周时期巴国的社会面貌、组织结构,巴文化的特征、演变过程,巴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等等方面都有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大大超越了传统的依据文献记载对巴国、巴文化历史的认识。

另一方面,随着从考古学研究巴国、巴文化历史的深入,许多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比如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与理论是否清晰、明确?如何看待相关的文献记载?如何处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关系?最早的巴国何时出现?可能在哪里?下一步的考古学工作方向是什么?等等。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  巴国、巴文化与巴地文化

从学理上讲,任何学术讨论,首先必须对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界定,关于“巴”的讨论,也应如此。我们认为应该将巴国、巴文化和巴地文化三者区分开来,分别予以清晰的界定。唯有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巴国与巴文化历史展开深入的讨论。

巴国是具有明确疆域、权力核心和各级政治组织的政治实体,从文献等方面的记载看,巴国的出现应该源于周初的分封。

巴文化,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一种族群文化,是一种基于对“我者”认同和与“他者”区分意识的文化认同体,犹如当代的民族。在这一认同体内的成员之间存在某些一致的主观认同,如共同祖先、共同历史、共同习俗、共同信仰等,这些认同使群体成员自认为彼此属于一个不同于其它人群的集体,进而形成一种族群意识和内在向心力、凝聚力。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当时周边人群如周人、楚人等是认可“巴”的存在的,但在当时的周人、楚人眼中,这种“巴”是指“巴国”呢?还是指“巴族”呢?似乎很模糊。

考虑到巴族认同和自觉意识的形成时间和存续时间段问题,未形成巴族认同和自觉意识的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前的巴地文化,已融入华夏文化的汉以后的巴地文化都不应称为巴文化。分布在湖北西部、重庆地区和四川东部地区的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更准确地讲应该称为“巴地文化”,它们与巴国、巴文化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具体分析讨论,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统统将它们都称为巴文化。反之,我们也不能将巴文化无限前推,将后来才形成的具有自我主观认同和自觉意识的巴文化上溯到当地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上。

作为政治体的巴国和作为主观认同体的巴族如何表现在物质文化上,或者说哪些古代物质文化遗存象征这种政治体或认同体,可以被视为巴国或巴文化的代表,在学理上同样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日用陶器、铜礼器、兵器是否都能体现这种政治体和主观认同体?或者礼器、兵器更能代表这种象征或认同?这类学理问题不仅仅是深化巴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考古学和当代人类学理论研究必须要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巴文化考古学研究不应简单化地处理这一问题,仅仅以某些陶器、兵器或个别种类的青铜礼器来界定巴文化及其范围。实际上,考古学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面貌也反映了这种复杂性,比如,巴蜀在物质文化面貌上就非常接近,“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蜀国和以川东地区为代表的巴国,不仅地缘上接近,其文化上亦相似,史学界历来将巴蜀并举,就说明其文化上趋同。”【2】针对这种复杂性,我们认为,在巴国、巴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中,虽然考古学资料提供了全新的、重要的史料,但文献与铭文等文字记载仍是我们界定巴国与巴文化并探讨其起源的重要依据。

巴地文化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地域概念,是指分布在后来一般所认同的巴人地域,即《华阳国志·巴志》所谓“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3】大致相当于当今重庆、川东、陕南和鄂西一带的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甚至是不同部族方国的所有文化。从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到历史时期,如秦汉,甚至当代这一区域内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可以称之为巴地文化。

巴国、巴文化和巴地文化三个概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在当代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我们却常常将三者混淆,很多情况下,我们所用的“巴文化”概念,其内涵可能与巴国或巴地文化更相关,而不是巴族文化。

另外,以陶器为标准划分的巴地考古学文化未必代表巴国政治体,巴国的政治疆域未必与巴文化的分布范围完全吻合,巴国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也未必完全一致,正如我们在三代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中所讲到的,三代礼乐文化以中原文化为核心,更趋于一致,而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物质文化面貌却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个性,【4】巴文化似乎也同样如此。例如,宣汉罗家坝遗址33号墓出土铜器达180多件,与等级相近的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成都羊子山172蜀侯墓、新都马家蜀王大墓等王侯级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组合类似,其中一些青铜器还与楚文化、秦文化的青铜器相似。这类现象显示战国时期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巴上层文化与蜀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同时又受到相邻的东部楚文化和北部秦文化的影响,巴文化呈现出一种开放、兼容的特征。这种一致性就是具有共同礼乐文化大传统的表现,而以圜底罐为代表的日常生活文化面貌却有自己的区域独特性。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考古学资料来讨论巴国、巴文化时必须要首先考虑的学理问题。

另一方面,三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如巴国包括巴部族文化,当然也包括其它部族文化,正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记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5】同样,巴地文化包括巴国和巴文化,当然,它不仅仅只有巴国和巴文化,还有其它不同时期,不同部族的文化。

总之,只有我们明确了以上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彼此之间的异同,才可能对巴国、巴文化历史有一个科学的考古学讨论。

二  巴国起源及其早期地域蠡测

关于巴国的起源,根据文献记载主要有以下两说:

第一种说法来自神话传说。据传说,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而成的一个大型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务相成为首任领袖,称廪君。他们以白虎为图腾。这种说法也许包含了巴国历史形成时期的某些历史记忆,但由于神话传说色彩浓厚,我们难以从中窥测到巴国起源的历史状况。

第二种说法为西周封建说。据《华阳国志·巴志》载:“昔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巴国由此而来。

中国考古学兴起后,出现第三种说法。根据考古发现,有学者认为宝鸡 国墓地、城固铜器群是巴人的早期遗存,【6】也有学者提出鄂西三峡地区的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和以城固陶器群为代表的宝山文化属于早期巴文化。【7】宝山文化和宝鸡 国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应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蜀文化向北发展的分支,而不是早期巴国遗存。

关于巴国为姬姓,源于周初分封的记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读:

第一种解读:西周分封巴国说是东周时期巴国的冒荫和附会,即通过对自己国家历史记忆与叙事的构建,为自己在华夏文化认同主导的东周世界体系中获取合法性和话语权提供历史依据,犹如东周的吴国自称是太伯、仲庸之后,越国自称是大禹之苗裔,汉时匈奴自称为夏后氏之苗裔等一样。

第二种解读:西周时,周王确实分封过巴国,但在文献中失去了准确记载,迄今考古也还未发现直接证据。

笔者选择第二种解读,即相信巴国为姬姓,源于周初分封建国。首先,从文献记载看,商末有蜀、濮等,也可能有称“巴”的部族,但应该没有巴国。据《尚书·周书·牧誓》记载,参与周人灭商的牧野之战的方国部族有: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8】未提及“巴”。但到了西周之后,文献则明确记载在周的南部有巴国,如《左传》昭公九年记载詹桓伯对晋人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与楚、邓一样,这个“巴”应该也是一个诸侯国。其次,从周初“封邦建国,以屏周室”的国策来看,周王在南方分封自己的亲戚功臣以监视、控制周边部族方国符合周初的基本国策和周王朝的政治架构设计。【9】

不过,在我们认同以上说法的时候,必须对以下文献记载有个交待。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如何解释这一文献中所记载的参与伐纣灭商之役的“勇锐巴师”呢?大家知道,《华阳国志》为东晋时期的常璩所写,时代很晚,这类记载明显是后世的追述。参与伐纣的“巴师”可能指的是早期文献中所记的参与伐纣的一些巴地部族军队,因巴建国后,这些参与伐纣的部族属于巴国统辖,故后人统称之为“巴师”。

虽然,迄今我们尚未见到与早期巴国明确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但安康出土的“史密簋”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某种线索。

1986年安康汉滨区关庙镇王家坝遗址出土了西周中期偏晚铜器史密簋,簋底有93字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周王命令师俗率领齐国的军队、族徒和遂人等,史密率领族人、莱伯、僰、夷等一起征伐反叛的东夷、南夷诸国,围攻长必这一事件(图一)。【10】对于这篇铭文如何断句、释读,相关国族和地名位于何处,学术界争议甚大,【11】但铭文中所提到的卢、虎、僰、夷等与西周时期的西南方与南方地区诸部族密切相关,如参与牧野之战的卢,以虎为图腾,盛行白虎崇拜的巴以及《华阳国志·巴志》所记的巴国所属的夷,等等。出土史密簋的王家坝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夹杂大量西周至秦汉时期遗物。

图一  史密簋铭文

考虑到史密簋的出土地点以及巴、蜀、庸之间的相对位置和彼此关系,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史密簋》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可能就是姬姓巴国的贵族史密受命率领自己的家族武装和巴国所辖的一些部族武装参与对东方一些反叛部族的战争,围攻长必,最终获胜的历史事件?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出土史密簋的陕西安康一带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的巴国所在地。

从相对地理位置来说,如果我们以关中为周之京畿,中心之所在,安康恰恰在王畿之南,符合所谓“巴在周之南土”的记载。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测,原来在陕南、川东北地区有多个部族,如濮、夷、苴等,其中在安康一带的部族可能称“巴”。这些部族由来已久,但无国家政权,姬姓周贵族被分封到此地后,以封地名为国名,称“巴”,巴国由此出现,巴国统领巴地及其周边的多个部族。

当然,现在这个观点还只是一种根据文献记载和相关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推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巴国在西周时期是否已经存在?巴国是周人分封的姬姓国家,还是当地土著巴人受到周边周、蜀、庸、楚等国家的影响而自我独立发展起来的国家?巴国始于周王室的传说是不是巴人为赋予自己政权合法性和提升自我文化优越感而建构的一种历史叙述与历史记忆?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安康及其以南的巴地西周时期考古新发现来回答。因此,寻找这一地区的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尤其是具有政治中心性质的聚落遗址和居于统治地位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分析它们的文化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弥补从夏商以来的土著文化到东周时期巴国之间的考古学文化缺环,既是巴文化考古,也是陕南、重庆、川东和鄂西一带区域考古的重要课题。

三  巴国南迁与战国秦汉巴地复杂社会的形成

基于以上推论,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巴国北隔秦岭而毗邻周之京畿,东与庸、楚毗邻而居,西方和西南方向则与以宝鸡 伯家族墓地、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蜀文化国家相邻,南侧毗邻更南的土著文化人群。

西周时期,庸在东,巴在西,两者毗邻而居,但似乎庸强而巴弱。从文献记载看,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而巴仅为子爵。进入东周以后,庸国不断扩张,春秋时期,庸国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几次入侵、打败楚国,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直到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伐庸,才最终灭庸。

北有周王室,西有强蜀,东方受到庸国的压迫后,巴国唯一的发展方向只能是组织松散,力量更弱的土著人群所居的南方。因此,我们推测,正是庸的扩张可能将巴国挤出安康及其附近地区,迫使巴向南发展。

从考古学发现来看,巴政权中心似乎也存在由北向南转移的现象,如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罗家坝M33等遗存到战国至汉初的李家坝墓地、涪陵小田溪墓地等,显示政治中心不断南移。随着巴国向南的发展与迁徙,巴统治区域和巴文化也不断向南方扩展,最终,南方原来的非巴文化区成为巴文化区的一部分,该地域也被称为巴地。

随着巴国统治在新地区的稳固与庸国的灭亡,巴国与巴文化迎来发展良机,与国家政权和复杂社会相关的考古遗存纷纷出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迄今考古发现的重要巴国遗存都是比较晚期的。尽管该地区偶有更早时期的尊等青铜器出现,但反映与之同时的国家等复杂社会的相关遗存并未发现。

概而言之,巴人的发展历程可能是:西周时期立国于陕南安康一带,后来迫于庸的压力而向西南发展,再后来联合秦、楚灭庸,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获得较大发展。晚期,东侧迫于楚人势力,西侧与蜀相争,最终亡于秦。

最后,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观点只是根据现有材料的一种推测,有待考古新发现的检验。不过,这也正是巴国、巴文化研究对陕南、川东、重庆等地区今后考古工作提出的重要课题。与之相关的,有关早期庸国的考古调查与探索也是两周考古的重要课题,亟待有所突破。


注释:


[1]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66页,中华书局,1980年。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342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3]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6页,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

[4] 徐良高:《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神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考古》2014年第9期。

[5]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8页。

[6] 尹盛平:《略论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文博》1992年第5期。

[7] 赵丛苍:《从考古新发现看早期巴文化——附论巴蜀文化讨论中的相关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8]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8页。

[9] 徐良高:《西周时期侯、伯性质与大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考古学观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0] 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11] a.张懋镕等:《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989年第7期;

b.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c.李仲操:《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d.李学勤:《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

e.沈长云:《由史密簋铭文论及西周时期的华夷之辨》,《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