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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物

略论川东地区的古代巴国

陈卫东  周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主要活动在长江干流、嘉陵江流域和汉水中上游地区,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显示,巴国的活动范围有从汉水流域向长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扩张的趋势,但汉水流域依旧是其重要的活动范围。这样的活动范围在多山的川东地区势必会影响其国家形态,相关的材料显示,这一时期,以嘉陵江流域的“賨族”和长江干流的“巴族”为代表的不同民族结成了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这也反映了早期中国多样化的国家形态。
关键词:巴国;川东;春秋战国;国家形态;活动范围
四川地处我国的西南部,古代称为“巴蜀”,巴与蜀既是地域名称,亦是民族和国家名称。秦代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分别设立蜀郡和巴郡。1940年代,成都出土了一批地域特色鲜明的青铜器(主要包括釜、剑、钺、矛),当时的部分学者以此将其命名为巴蜀文化,70多年以来,巴文化的研究在历史与考古方面成绩显著,但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来说,则显得还相当薄弱,一些重大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活动范围和文化内涵有何变化?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国家形态?巴为何不断的对外战争并不断的迁徙?巴是如何从帝国的边缘被纳入帝国之中?廪君的传说是否属实?其与賨到底是何种关系等等。在众多的问题中之中,“巴的活动范围”和“国家形态”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两大问题,对推动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只能利用文献和考古材料较为丰富的区域,故此我们将研究的视角放在川东这一区域。这一区域在行政区划上大致包括四川的广元、巴中、达州、广安、南充五地市和绵阳地区的一部分以及重庆地区(图一)。从地理位置上看,该区域地处川西平原和汉水流域之间,主要为山区丘陵区,长江和嘉陵江及其支流渠江、涪江流经该区域,各流域与山体之间往往分布着诸多一级阶地或台地(当地俗称“坝”),先秦两汉时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这些阶地上。这一区域不仅历史文献材料相对较为丰富,而且地下文物资源极其丰富。特别是1999年以来,川东地区经过数次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对于完善川东北地区巴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巴的活动范围和国家形态提供了新的材料。

图一 研究区域

同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一区域的巴文化主要以“春秋战国时期至汉初”为主,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但是像巴国这样基本由战争构成的历史极其罕见。鉴于此,我们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略论川东地区的古代巴国。不足之处,望方家斧正。
一  活动范围
“巴”即是民族和国家名称,又是地域名称,巴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活动范围。本文所涉及的“巴”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巴国。这一时期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相对较为丰富,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分析其活动范围的基础。但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三方面重新进行梳理。
(一)文献记载中的巴
历史文献中关于“巴”的历史只言片语,因其与“楚”“秦”的邻近关系,我们可通过这两国的相关史料,简单的梳理春秋战国时期巴的活动范围。
春秋时期,巴与楚的关系密切,时敌时友。最早关于巴国的记载,见于《春秋左传》中。《左传》桓公九年:“(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楚师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师大败,鄾人宵遁。”【1】《左传》庄公十八年:“(前676年)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2】《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庸人率群蛮叛楚……楚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3】《左传》哀公十八年:“(前477年)巴人伐楚,围鄾,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4】这四处记载中所涉及的那处在今湖北荆门县,津在江陵县,鄾在襄阳县,庸在竹山县,这些地方均处于从江陵至襄阳的汉水流域,似乎说明春秋时期汉水流域是巴人主要活动区域。
到了战国时期,巴国的政治中心已经似乎转移到今重庆地区,势力范围遍布四川盆地的东部和周边地区,《华阳国志·巴志》中载巴的地域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5】“鱼复”即今之重庆奉节,“僰道”即今之宜宾,“汉中”即今陕南汉中盆地,“黔涪”即今彭水、酉阳一带。这一时期巴依旧与东面的楚时战时和,《华阳国志·巴志》:“巴楚数相攻伐”。【6】《战国策·燕策》:“楚得枳而国亡”。【7】并被迫不断迁都,《益部耆旧传》:“巴为楚所逼,避居阆中”;【8】《华阳国志·巴志》:“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9】从上述的文献记载来看,巴因受到楚的打击压迫,从汉水流域开始向长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迁徙。
巴的不断西迁必然与川西的蜀发生关系,故在战国中晚期,巴蜀战争变得频繁,《华阳国志·巴志》:“巴蜀世战争”,并直接导致了巴蜀的灭亡,《华阳国志·巴志》:“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司马错伐蜀,灭之,并取苴及巴,执王以归”。【10】至此以后整个巴蜀领地成为秦国统一六国的大后方。
(二)出土文献中的巴
上述是历史文献中关于巴的记载,而出土文献也显示这一时期巴与楚之间的关系。李学勤曾基于包山楚简中的“郙”的记载,将“郙”考证为“巴”。这一认识对我们了解汉水上游地区的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包山楚简”中关于“郙”的记载主要见于226、228、230、232、234、236、239、243、244、247、249等简中的“大司马悼滑将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和简267、牍1中的“大司马悼滑救郙之岁”记载,这些记载表明公元前316年楚国曾出兵救巴。【11】
除了楚出兵救郙(巴)的楚简以外,还出现了与“郙客”有关的楚简。如曾侯乙简卷首的“大莫敖阳为适豧(巴)之春,八月庚申,冑执事

人书入车。”则是公元前433年,战国早期的郙客事宜。【12】同时望山楚简卜筮简5“郙客困刍昏耳(问)王于郢之岁”,简7“郙客困刍昏耳(问)王于栽郢之岁,刑尸之月,癸未之日”,简8“郙客困刍昏耳(问)王于栽郢之岁,爨月,癸丑(之日)”等,刘信芳认为望山楚简纪年简中的“郙客困刍”之年为公元前331年。【13】而包山楚简145“郙客望于菐”,说的是公元前316年郙客事宜。这也就是说在战国中期,郙(巴)国依旧存在。

部分铜戈上的文字可能亦与巴人有关,目前所见的这类器物有2件,包括湖北荆门出土的战国晚期的“大武”铜戈【14】和河南固始县出土的战国早期“郙王□自作承锃”的铜剑【15】(图二)。【16】其中“大武”铜戈与冬笋坝、涪陵小田溪M9出土的铜戈较为接近,与此戈伴出的还有一件典型的战国中晚期的巴蜀式铜剑,说明其可能为巴人墓葬。河南固始县出土的郙王铜剑,与其伴出的还有铜矛、铜戈和陶方豆等器物,与楚墓出土的器物较为相似,应是受楚文化影响较深的巴人墓葬。这些器物大部分出土于汉水中上游的楚墓或巴蜀墓葬【17】中,这也说明汉水中上游地区在战国时期依旧存在着众多的巴人。


图二  与巴有关的青铜兵器

1.河南固始出土铜剑  2.荆州征集的“大武”戈  3.荆州征集的铜剑  4.罗家坝M33出土铜戈


(三)考古视野中的巴

上述我们从文献的角度看到巴国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汉水流域、长江干流和嘉陵江流域。那么考古学文化上是否有所反映?很遗憾,目前我们还没有在汉水流域确认与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相关的遗存,这一方面反映了该区域楚化程度很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考古学文化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尚无法区分出该区域的巴文化。但是战国时期的遗存却在长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发现较多。长江流域目前发现的与巴国有关的遗存主要是墓地,包括云阳李家坝、【18】开县余家坝、【19】巫山秀峰、【20】万州大坪、【21】忠县崖脚、【22】万州中坝子、【23】涪陵小田溪等,【24】这些墓葬均受楚文化影响较深,而嘉陵江流域目前发现的与巴国相关的遗存主要包括宣汉罗家坝、【25】渠县城坝、【26】北碚庙嘴,【27】则表现出较强的巴文化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巴人主要活动于汉水中上游地区,战国以来,其主要活动于长江干流及其嘉陵江流域,但是汉水上游地区依旧是其主要的活动地点之一,虽然从考古学文化上我们尚不能完全区分出汉水上游地区的巴人墓葬,但是出土文献揭示出战国时期这一区域仍有大量的巴人活动。结合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我们认为嘉陵江流域在战国时期一直秉承着巴人的传统(如墓葬中随葬大量的圜底罐和巴蜀式兵器、生产生活用具)。而长江干流区域的巴人则受楚文化影响较深(如大量的陶器与楚墓基本相似,青铜兵器却以巴蜀文化为主),这也印证了史书上“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28】的记载。而汉水上游地区的巴人可能在这一时期已完全楚化,可能与史书上所说的姬姓之巴【29】有关(图三)。


图三  春秋战国时期巴的活动范围

1.嘉陵江流域  2.长江干流  3.汉水中上游地区



二  巴的国家形态

弄清了巴的活动范围,接下来我们关注巴的国家形态,而要弄清巴的国家形态,首先应该明确巴是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关于国家的定义很多,相对于其他的定义,马克思•韦伯关于国家的定义,更浅显易懂,亦被更多的学者接受。他将国家定义为“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合法垄断武力使用权的组织”,【30】对此,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进一步指出韦伯的定义凸显出国家的“领土权”和“合法暴力”的两大特征。【31】我们就依据这两大特征,对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进行讨论。

关于领土权,《华阳国志·巴志》中载巴的地域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32】虽然在巴的历史上,巴国的领土范围不断的变化,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巴的管辖范围主要集中在嘉陵江、长江干流和汉水中上游地区,因此从“领土权”这一方面考察,巴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固定的领土。

接下来我们再看国家构成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合法暴力,这一因素可以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两方面来反映。上述在论述巴的对外战争中已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巴国存在着军队。同时巴国的军队不仅对外作战,对内也进行了镇压。《华阳国志•巴志》:“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33】就是巴国请楚国军队镇压国内叛乱的证据。而从考古发掘来看,分布于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区域的巴人墓葬,大部分随葬有青铜兵器(主要包括戈、剑、矛),也说明了其全民皆兵。因此,从合法暴力的角度来看,巴国存在着对内镇压、对外战争的军队。

从上述的对于国家的定义来看,巴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那么巴这一国家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虽然殷墟甲骨文中的“巴方”,但它到底是一个族群还是一个国家,我们知之甚少。西周时期,虽然有零星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但尚未发现与巴国有关的大型遗存,因此对商周时期的巴国,不仅文献资料匮乏,考古材料亦很少,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探讨商周时期的巴国。春秋战国时期情况会好一些,虽然巴国的材料夹杂在《左传》等历史文献之中,但是通过梳理战国及其以后的文献材料,我们大致能够了解其国家形态,同时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为进一步的了解巴国提供了实物资料,这样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的国家形态就有了分析基础。

本文所谓的国家形态是指国家的对外表现形式。古往今来的国家,在形态上是各异的,就国家的规模及其结构来讲,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方五六十里的蕞尔小国;有各部分完全听命于中央的集权国家,也有地方各自为政的松散联邦。造成国家在形态上的种种差异,是基于各民族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自然地理条件、民族的传统心理因素、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像等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34】那么巴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态?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特殊的地理环境

川东地区主要地貌特征为平行岭谷,是典型的褶皱山区,以背斜成山,向斜成谷为特征,山谷相间,彼此平行,河流从山谷穿过,各河流与山体之间往往分布着诸多一级阶地或台地(当地俗称“坝”),这些阶地或台地面积均较小,且相互之间相距较远。秦汉以后的县城多建立在这些坝上,即使在明清以来,这些县城彼此之间还相距100~180公里,故有“县过县,一百八”之语。而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遗存亦主要分布在这些坝子中。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该区域的小聚居的特点,这样的地理条件,也是造成了巴国不能形成统一的集中专制国家。

(二)历史文献中的国家形态

检阅史书,我们会发现巴国境内除巴族以外还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华阳国志•巴志》:“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35】这些民族应与巴族形成了共同的国家认同,且一起构成了巴国。这些民族是否形成了自己的部落,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在战国时期,廪君所代表的巴族和板楯蛮族已形成了主要的两大部族。童恩正基于《华阳国志》中的不同民族,指出巴国内的廪君族和板楯蛮族明显存在着不同,前者生活在长江干流、崇拜白虎,并拥有五大姓(巴、樊、瞫、相、郑),后者主要生活在嘉陵江及其支流渠江流域,以射杀白虎为业,并拥有七大姓(罗、朴、杜、鄂、度、夕、龚)。【36】这些所谓的“五大姓”和“七大姓”应是以血缘关系构成的氏族,而构筑在氏族之上的所谓“廪君族”和“板楯族”应是两个大的部落,这两大部落和其他部族联盟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巴国。当然这种部落联盟极其松散,因此我们才能在史书上看到两大部落的相互争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无数。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37】就是板楯部落平定廪君部落的直接反映。

战国中晚期,两次灭巴亦反映了巴国存在着两个大不同的部落。为大家所熟知的是秦灭巴蜀,事发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与秦,秦惠文王遣司马错伐蜀,灭之,并取苴及巴,并执王以归。而其所灭之巴应为阆中之巴。【38】除了秦灭巴外,还有楚灭巴。《舆地胜记》卷一五九引《益部耆老旧传》:“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庶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39】《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40】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五溪,谓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古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41】《蜀中名胜记》卷一八引《郡国志》:“巴城在汉南江,是楚襄王灭巴,封其子为铜梁侯,故有此城”。【42】《战国策•燕策》:“楚得枳而国亡”。【43】均表明楚曾灭过巴,其所灭之巴应为江州之巴。【44】为什么文献中会出现两次灭巴,我们认为这是以嘉陵江和长江干流所代表的两个不同的大型部落,其中阆中所代表的嘉陵江流域的部落和江州所代表的长江干流的部落不同,因此才会在文献中出现两次不同的灭巴。

(三)考古材料视角下的国家形态

除历史文献中记载巴国的国家形态以两大部落联盟为主以外,考古材料也反映了这两大部族,在长江干流的诸多遗存中,云阳李家坝遗址和涪陵小田溪最有代表性,而嘉陵江流域的诸多遗存中,宣汉罗家坝和渠县城坝遗址最有代表性,它们不仅是这两大部族的典型代表,而且也反映了不同时期这两大部族的发展与演变。因此以下的分析以时间为序将这四处墓地进行对比分析。

战国早中期,以长江干流的云阳李家坝墓地和嘉陵江流域的宣汉罗家坝墓地为代表。首先从墓葬的排列来看,两者均表现出一致性,墓葬均排列整齐,叠压打破关系较少,墓主人均头朝河流。其次从单个墓葬来看,李家坝墓地以长方形墓葬为主,使用木椁或木棺较为普遍,且殉人现象较多,而殉人现象被认为与廪君有着直接的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死,精魂化为白虎,故巴人以白虎饮人血,遂以人祀”【45】);而罗家坝墓地以狭长方形较多,使用葬具的情况少见,殉人现象罕见。最后从随葬品来看,李家坝墓地随葬的陶器以平底器为主,主要包括壶、罐、豆、鼎、甗、釜等(图四),出土的陶器与楚文化较为接近,应是受楚文化影响较深。而罗家坝遗址出土的器物以圜底器为主,主要包括罐、釜、圜底罐、豆、釜甑等(图五),这些器物与传统上认为的巴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从出土的铜器来看,两者直接极为接近,器物组合均为剑、戈、钺、矛、斤、斧、釜、鍪等,这也是巴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典型器物(图六)。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至迟在战国早期,长江干流地区和嘉陵江流域分别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部落,这两个部落的共同因素表明其有共同的国家认同,而相异的因素表明其分属不同的部落。

图四  云阳李家坝墓葬形制和随葬陶器
1.壶(M48:6)  2.釜(M48:5)  3.豆(M48:4)  4.瓮(M48:1)  5.壶(M33:6)  6.敦(M33:4)  7.豆(M28:6)  8.鼎(M33:2)  9.甗(M43:8)  10.罐(M19:2)   11.釜(M24:4)  12.圜底罐(M34:3)  13.壶(M45:6)


图五  宣汉罗家坝墓葬形制及出土陶器

1.喇叭口罐(M33:4)  2.盘口罐(M33:3)  3.平底罐(M33:147)  4.尖底盏(M33:206)  5.釜(M33:145)  6.7.8.圜底罐(M50:20、6、26)  9.10.豆(M50:27、28)   11.鼎(M30:10)  12.圜底罐(M30:2)   13.釜甑(M30:9)  14.15.豆(M30:21、15)  16.17.高领罐(M32:2、1)  18.盆(M30:7)  19.盂(M30:6)



图六  出土铜器对比

1.剑(M9:2)   2.戈(M25:1)  3.4.矛(M12:4,M14:1)  5.钺(M23:2)   6.斧(M12:3)  7.鍪(M20:1)   8.剑(M31:12)  9.戈(M33:100)  10.11.矛(M64:8,M61-2:2)  12.钺(M65-1:7)  13.斧(M31:14)  14.鍪(M17:5)


在秦和楚两次灭巴之后的秦至汉初,在嘉陵江流域和长江干流依旧存在者巴的两个不同部落,考古学对这两个部落有着更直接的反映。渠县城坝遗址和涪陵小田溪墓地无疑是这两大部落的直接反映。城坝遗址1980年代征集了一批秦至汉初的铜器,这批器物主要包括錞于、钟、钲、罍、浴缶、泡等礼乐器和剑、戈、钺、矛等兵器(图七)。这批器物与涪陵小田溪出土的同类器物极其相似。如果说涪陵小田溪墓地所代表的是巴王侯一级的墓葬,那么城坝遗址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亦当为巴王侯一级。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城坝遗址目前尚存一座两汉时期的城址,2017年的考古发掘在城址内发现了两枚“宕渠”瓦当,证实该城即为“宕渠”城,【46】《华阳国志•巴志》中在介绍该城时说:“长老言:宕渠盖为古賨国,今有賨城、卢城”【47】)。说明了宕渠城当为早期的賨城,而賨城就是板楯部落建立的城址。两个不同的区域均出土高等级的器物,说明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区域分别存在巴的两个不同部落。

图七  渠县城坝与涪陵小田溪出土铜器对比

1.钟(01768)  2.钲(01123)  3.錞于盖(01845)  4.罍(01873)  5.缶(01132)  6.钟(M1:81)  7.钲(M2:16)  8.錞于(M2:20)  9.罍(M1:25)  10.缶(M1:78)



上述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两方面说明,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在战国至汉代分别存在巴的两个不同中心,这两个不同的中心应代表不同的部落,两者之间可能因为战争的需要,而通过部落联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三  结论

通过对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巴的活动中心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汉水流域有逐渐向长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移动的趋势,但汉水流域依旧是其主要的活动区域。

2.巴的国家形态应是一种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这不仅因为所处的川东地区的褶皱地带,阶地面积均较小,无法形成统一的大型部落,而且因为战争的需要,容易造成不同部落的相互结合,并最终形成了部落联盟。而巴国作为早期的国家之一,却最终未能走向集中专制的郡县制国家。这也为我们了解早期国家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材料。

3.从方法论来看,考古学在解释国家形态、社会形态等社会发展规律时,劣势明显。特别是考古类型学在划分民族、族属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分析有史料记载以来的文化遗存时,更应该关注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并将其与考古材料有机的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注释:

【1】(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第189页,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第260页,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3】(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第564页,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4】(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第1701页,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25页,巴蜀书社,1984年【47】【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58页。

【7】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1056页,巴蜀书社,1987年。

【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五九《潼川府路•合州》引《益部耆旧传》,第4332页,中华书局,1992年。

【9】(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58页。

【10】(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32页。

【11】李学勤:《包山楚简郙即巴国说》,《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

【12】同[11]。

【13】刘信芳:《楚系简帛释例》,第294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

【14】a.俞伟超:《“大武□兵”铜戚与巴人的“大武”舞》,《考古》1963年第3期。

b.俞伟超:《“大武”舞戚续记》,《考古》1964年第1期。

【15】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16】图二:1为董珊先生提供。

【17】与“大武”铜戈伴出的是一件巴蜀式铜剑,因此推测该墓葬为巴人墓。参见俞伟超:《“大武”舞戚续记》,《考古》1964年第1期。

【18】a.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44~288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b.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348~387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c.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1999年度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7辑,第427~480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19】a.山东大学考古系:《四川开县余家坝战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

b.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开县余家坝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c.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等:《开县余家坝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

d.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等:《开县余家坝墓地2001年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1429~1448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巫山秀峰一中战国两汉墓地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第177~205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1】重庆市文物局:《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年。

【2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忠县崖脚(半边街)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第905~96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3】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中坝子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235~25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24】a.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b.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土坑墓》,《考古》1985年第1期;

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涪陵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第186~196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d.重庆市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第1339~1376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2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2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城坝遗址出土文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7】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北碚区庙嘴墓地考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第212~251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2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9页。

【29】 “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与巴姬埋璧于大室之庭”((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第1317页)。

【30】转引自易建平:《文明与国家起源新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1日。

【3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9页,三联书店,1998年。

【3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25页。

【3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32页。

【34】赵柏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第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3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28页。

【36】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50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37】《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2页,中华书局,1965年。

【38】孙华、沈仲常:《楚国灭巴考》,《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39】(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五九《潼川府路•合州》,第4321页,中华书局,1992年。

【40】(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州郡部一七·江南道下·辰州》,第835页,中华书局,1960年。

【41】(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江南西道》,第2396、2397页,中华书局,2007年。

【42】(明)曹学佺著,刘知渐点校:《蜀中名胜记》卷一八《上川东道·重庆府二》,第254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

【43】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卷三○《燕二•秦召燕王章》,第1065页,巴蜀书社,1987年。

【44】周集云:《巴族史探微》,第11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45】《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0页。

【46】 陈卫东、周科华:《宕渠与賨城—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四川文物》待刊。

【47】(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