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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物

读《宣汉罗家坝》札记

高大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

 

摘要: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在巴国考古和巴文化研究中有重要地位,自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宣汉罗家坝》是巴文化研究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它的出版将大大推动罗家坝遗址考古和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方形墓坑的M33应为船棺葬,可至少推测复原出7具船棺。M33出土了一件标准的楚式缶,有耳,同墓所出的铜环推测跟耳配套,时代为战国时期。船棺葬并非巴人特有葬俗,推测广元和汉中至少一部分为蜀所控制,并存在一条蜀和中原地区直接联系的道路。

关键词:宣汉罗家坝;M33;船棺;楚式缶;巴蜀边界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其主要地层堆积为战国早中期巴文化遗存。作为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的巴蜀两个诸侯国,因古蜀的较多和较重要的发现,其文化面貌已比较清楚,但与蜀同属一囿的巴的文化面貌就一直不是很清楚。20世纪90年代,专家们曾寄希望于三峡考古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能发现发掘出大批巴文化遗址,三峡文物抢救保护考古发掘早已基本结束,虽也有不少巴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但总的说来与大家的期望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正当大家以为巴文化的庐山面目将永沉库区水底,成为考古的一大遗憾时,在离库区不远的罗家坝和城坝遗址的发现,又让巴文化研究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大家都盼着罗家坝考古发掘报告早日出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汉罗家坝》的出版,[1]无疑是巴文化考古的一件大事和喜事,作为四川的考古工作者,拿到报告后,自然要比读其他报告要更细心一些。

  以下把笔者读报告中想到的几个小问题,提出来请教各位专家。

  33号大墓

罗家坝遗址前后几次发掘共发掘了几十座墓,其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应属第33号墓即报告中的M33。不过,该墓为被盗后抢救发掘,这对一些遗迹的判断和性质的确认增加了难度。

比如墓坑的问题。与罗家坝所有墓坑呈长方形有所不同的是33号墓坑形呈方形(图一),即令人疑惑。方形墓坑是发掘者反复刮过平面铲过坑壁才加以确认的,但是当参观者到现场时,发掘者却要费较多口舌来解释为什么是个方形墓坑。更奇的是墓里埋了不少于3个个体,不像在一个棺或椁里,看位置倒容易让人判断成3座墓。《宣汉罗家坝》报告公布后,发掘者仍是按一个墓坑来描述的。我也认为发掘者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把墓坑里的最多葬品死者的葬具看成是船棺呢?那这种方形墓基坑在巴蜀地区就不是孤立的,立即就会让人联想起成都商业街船棺墓的方形墓坑(图二),[2]只不过,商业街的船棺群大多保存还不错,所以很好辨认。若是它也像罗家坝M33一样,只有部分人骨架,而棺椁都荡然无存的话,在判断上恐怕要大费周章。



图一  罗家坝遗址M33平、剖面图


图二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平、剖面图

再者,笔者认为罗家坝M33这个方形坑里埋的就是船棺。发掘者因为没找到葬具,对墓坑里的几处堆积的性质判断很谨慎,只笼统地叙述了墓坑里的堆积现象,没有做过多的推测。先看墓里埋葬品最多的那处堆积:堆积呈狭长形,长约4、宽0.5米,达到8:1的比例。葬具这样畸形的长宽之比,在中原的各类墓葬中都是见不到的,唯一可类比的就是巴蜀船棺墓。把广元昭化宝轮院船棺墓、[3] 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4]成都商业街船棺墓、[5]荥经秦汉墓地的船棺[6]的长宽比做个粗略的统计,就会发现,船棺的长宽比一般在5:112:1左右,远远高于用其他葬具的长宽比例。在战国时期的各类墓葬中,也只有船棺墓才会有如此狭长形的棺。而且,M33内左侧船棺墓器物的放置方式也和广元、荥经的船棺墓是一致的(图三、四)。船棺葬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之初,曾被认为是巴人特有,后来陆续在新都、成都、绵竹、什邡、罗江都有发现,现在大家认为是巴、蜀共有的特征。罗家坝遗址的墓葬中,发掘者推测也有船棺,所以根据种种迹象推断M33内左侧为船棺也并非不可思议。

图三  四川荥经同心村M9平面图

图四  四川昭化宝轮院M14平面图

罗家坝M33看似凌乱,无规律,这是因被盗,但我们判断为船棺,随葬品也是巴蜀大墓常见的种类,坑的形状近似于商业街船棺墓,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大胆推测,M33里不只有一座船棺,那三个只剩人骨架的小的个体,也可能是船棺葬。进一步大胆推测,那几处孤立的器物堆积,近乎长方形的也当是船棺。最后,可以复原出至少7个船棺(图五)。

图五  罗家坝遗址M33推测复原图


  罍与缶,耳套环

M33出土的器物,按种类来说铜器最引人注目,数量多、品级高,有的器类器形还是四川首次出土,这批器物的出土,增加了罗家坝遗址在巴文化遗址中的分量,也让人对罗家坝遗址的下一步发掘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2003年的罗家坝考古发掘座谈会上,有的专家从这批器物来断代,有的专家从这批器物来论述来自楚或秦影响。高见频出,给人启迪。这里单单谈谈那件引人注目的青铜缶(发掘报告定名为罍)。该器通高25.3、口径24、底径22厘米(图六、七)。


图六  罗家坝M33出土铜缶

图七  罗家坝M33出土铜缶线图

这是一件典型的楚式缶。大家熟悉的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图八:1)、[7]四川新都马家乡蜀墓(图八:2)、[8]山东泰安楚墓(图八:3[9]都出有类似的缶。他们共同特征是有盖、鼓腹、双兽耳,耳中套链环。


图八  楚式缶

1.湖北曾侯乙墓出土  2.四川新都马家出土  3.山东泰安楚墓出土

这种缶是从春秋晚期的缶演变而来(图九),[10]但春秋时期的铜缶分有链环和无链环两种,比战国时期的铜缶也略为瘦高,从形制来看,罗家坝的缶与天星观和新都的缶形制更接近。战国时期这种类型的缶的一大特征是两耳内套有链环。但根据报告描述,这件缶有耳却无(链)环,这是比较奇怪的事。巧合的是同一墓内出有一对铜环(图一),都是链环。报告编写者怀疑是和缶耳配套的,说可能系铜罍上的环[11]但没下结论。从这对链环体量、形制、花纹来看,应属缶耳的构件,和耳配套。这样归位后,这件缶的结构组合就完整了,和湖北天星观、四川新都所出两件几乎完全一样,时代也在战国时期,和报告编写者判断该墓时代一致,是一件标准的楚式缶。

图九  春秋晚期铜缶

1.河南固始侯古堆出土  2.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  3.河南淅川下寺三号墓出土

图一○  罗家坝M33出土铜环


  巴蜀的区域界线

历史上,巴蜀同囿——大致都处在今四川、重庆的行政区域内。蜀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以重庆一带为主要活动区域(图一一)。这是大家公认的。但要让划出巴蜀的界线,就比较困难了。


图一一  巴、蜀文化分界示意图

在广元船棺葬发现后,考古学家依据历史记载和考古结合,试图划出界线:巴主要分布在重庆和四川的达州、巴中、广元、南充、泸州、宜宾一带,蜀主要分布在今成都、德阳、绵阳、眉山、乐山、资阳、内江一带。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不好解释,据《华阳国志》记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12]如果把出船棺葬的广元划入巴国范围,就难于理解《华阳国志》的这段记载,也难理解蜀王开通金牛道的意图,若是这片区域都是巴的,蜀根本不可能、也没必要修一条金牛道。《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将船棺葬作为巴人特有的葬俗,但又觉得与文献记载的蜀的传统地域有矛盾,于是就推测是秦灭巴蜀后,替秦人监守蜀人的巴人墓。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可成一说。但是后来罗江、什邡、绵竹、成都、荥经这么广阔的范围内都有船棺葬发现,尤其是新都和成都商业街的高级别船棺葬的发现,足证墓主人绝非巴人。根据这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现在基本可以肯定地说,上千年同囿相处的巴蜀,相互长久浸染,文化风俗相同之处甚多,用相同青铜器、习相同的文字,连葬具也相同。所以究竟巴蜀之间在物质文化上有何不同,还需更多资料来证明。

想来也是,如果汉中广元全被巴占,蜀国就真没有和中原大国交往的任何通道,蜀的发展之路被彻底封堵,北靠秦、东倚楚的巴,是可以任意玩蜀于股掌之上的。从《战国策》和《华阳国志》中不但看不出蜀和秦没接壤,反而从字里行间看出是接壤的。作为与巴时敌时友的蜀来说,有与中原大国的直接联系的道路,也就是他们的生命线。进一步看,在成都的商业街船棺墓和新都马家大墓中看到了浓郁的楚风,感到蜀不会是通过巴间接交往楚就能让楚文化扎根如此之深。若汉中至少一部分被蜀控制的话,通过汉水和楚交往是比容易的。战国后期秦楚之战,就曾对这一带有过激烈的争夺。早在商中期,商文化就从武汉沿汉水溯江而上到了汉中扎根,所以巴、蜀纷争之前这里就有一条古老的交通道路存在。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文物出版社,2009年。

 [3]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5][2]

 [6]四川省文物考古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1228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7]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0《东周4》,第136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8]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3《巴蜀》,第100页。

 [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0《东周4》,第67页。

 [10] a.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1《东周5》,第39页。

b.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0《东周4》,第64页。

c.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0《东周4》,第65页。

 [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169页。

 [1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191页,巴蜀书社,1984年。